一、 

    对中国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知道，西北一直是中国统治者的心腹之忧，西北问题得不到妥善的解决，中原地区的统治者就不能高枕而卧。自西北而取天下者，历史上俯拾即是。 

    尧舜禹时代是所谓的“大同之世”，据《礼记·礼运》说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男有分，女有归；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。”领袖之间的继承，是经四岳十二牧会议同意的禅让制。大禹垂垂老矣时，选择东夷的益作为他的继承人。大禹一死，有些西北部落的首领恐怕来自东夷的益不能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，转而拥护禹的儿子启。启就联合这些势力，杀掉了益，取而代之。 

    商为东夷之一支，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”，是居住在胶东半岛一带的。韩国学界的一些学者认为，商是他们的祖先，从朝鲜半岛渡海至山东，后经八次迁徙至河南，《诗经·商颂·长发》中的“相土烈烈，海外有截”，乃是记载。这一说法之真伪，姑且不论。但是，从目前出土的资料来看，无法证明夏朝有系统的文字存在，而商朝的文字六书已备，发展沿用至今。商代统治中原地区，历时约六百年左右，由于至武丁起连续对外用兵，国力渐衰。帝辛（纣王）时，更是大规模地对夷方（人方）用兵，国内所有劳力几乎都用于征战，终于被来自西北地区的羌戎之一支的周族给灭亡了。 

    西周王朝的边患，主要来自西戎。武王灭商时，诸西戎曾出兵相助，周王朝建立后，即对诸戎用兵，将犬戎逐至今固原一带。夷王和宣王时多次征伐西戎，均无功而返。幽王时，烽火戏诸侯，乃是戏称西戎来犯也。公元前771年，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缯侯和犬戎，杀幽王于骊山之下，西周灭亡。 

    中国的这一段早期历史表明，西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，问鼎中原者无不来自西北，这也基本上决定了中国今后的历史走向：西北宁则天下安，西北乱则天下危。西北成为了中国政治的风向表，在中原统治者们的治国天平上，西北的法码最重，因为西北问题往往既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集中反映，又是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反映，使得统治者们难以应付。 

    秦乃犬戎之一支，从西北而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，并吞八荒。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，也是在西北汉中起家。有鲜卑血统的唐代李氏王朝从西北太原起兵，灭隋朝而入主中原。真正颠复一个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，也是从西北起兵的。中国历朝历代的边患，也大多来自西北！ 

    唐代东征朝鲜，如果不是西部吐蕃的牵制，肯定是已入版图，而且，按照历史惯性，接下来必然是继续向东灭扶桑，那世界史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陈寅恪先生在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·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》中说：“李唐承袭宇文泰‘关中本位政策’，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，而吐蕃强盛延及200年之久。故当唐代中国强盛之时，已不能不于东北方面采取维持现状之消极政略，而竭全国之武力、财力积极进取，以开拓西方边境，统治中央亚细亚，籍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也。又资唐太宗、高宗两朝全盛之势，历经艰困，始克高丽；既克之后，复不能守，虽天时地势之艰阻以致之，而吐蕃之强盛使唐无余力顾及东北，要为最大原因。此东北消极政策非独有关李唐一代之大局，及五代、赵宋数朝之国势亦因之构成。”此乃西部未安，东北难定，牵一发而动全身也。 

    这些西北对中原有如此之大的作用力的历史现象，决不是一种偶然，而是中国的各地区、各民族为谋求共同发展而相互牵制的内在的历史规律。违背各地区、各民族共同发展这一准则，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必然会上升。中原统治者们为了自己小王朝的腐败统治，不能心存天下，不能兼顾各民族的利益需求，企图依靠一座边墙来消减这两大矛盾，即使修筑再多的长城，也是枉然。（有关长城观点，请阅拙文《镇北台上的遐想——中国统治者的长城情结》） 

二、 

    清朝的统治者是来自东北关外的满族，作为少数民族，满族统治者深知西北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；也深知西北这些少数民族对中原政权的心态；更知道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不仅仅是由生产方式不同造成的，更主要是交换方式与交换的不平等造成的。于是，对西北诸民族刚柔相济，软硬兼施，以西北稳定和使其与中原一体化为最重要的国策，即使财政再困难，也要满足筹边的需要。 

    对西北民族的反抗，清政权的镇压是不遗余力的。康熙亲征葛尔丹，乾隆平定准噶尔叛乱，道光平定英国人支持的西北张格尔叛乱，左宗棠平定新疆等多次对西北用兵，均是为了西北的稳定。最令人称道的是，康熙为了调解咯尔咯蒙古各部纠纷而创立的民族协商制度——多伦会盟制度；康熙为了调解蒙藏纠纷而确立的中央仲裁机制——达赖、班禅与中央驻藏大臣共治西藏的“驻藏大臣制度”，以及对西南少数民族的“改土归流”等一系列举措，使中国的疆域真正稳定和确定下来，促进了中华各民族的融合。 

    恩格斯在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》中指出：“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，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，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，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，而是一切都在运动、变化、产生和消失。”西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关系正是这种“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”的关系，千百年来的恩恩怨怨，是在运动中寻找平衡。只有共同发展，荣辱与共，同舟共济，整个中华民族才能达到“衡”的境界，任何一个地区、一个民族的分裂，就会导致天下失衡，把中华民族引入灾难的深渊。 

    我党建国以后，对西北问题的处理是相当成功的，也使西北在中国历史上有了前所未有的稳定，西北诸民族的生活得到了普遍的提高。以毛泽东同志的雄才大略和宽广胸怀，真正做到了“君人者，必修诸己以先四海，去偏党以平王道，遣私情以标至公，拟宇宙以笼万殊，真伪既明于物外也。”（葛洪《抱朴子·君道》）他老人家主持拟订的少数民族政策，至今还发挥着巨大的、不可估量的作用。在新疆和平解放后，沿用曹操的屯垦戍边之法，稳定边疆，促使民族间的融合，如果没有这英明的决策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“伊黎事件”恐早已酿成大患。在西藏，促使藏族上层接受和平道路，对分裂行为进行无情斗争，坚决打击。在内地相当困难的情况下，修通了青藏公路，为后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治藏经验。 

    改革开放以后，中西部的发展日益不平衡，差距越来越大。一些所谓的学者借着改革开放的名义，迫不及待地要把中国融入国际主流文明社会，奔向那美国人要求的全球一体化进程中。在他们眼里，中国是国际末流野蛮社会，只有融入进去，才能脱胎换骨，修成正果，成为国际主流文明社会的成员。他们在国内尚未一体化的时候，却要求中国去全球一体化，这不是别有用心，便是痴人说梦。 

    中国是不可能仅靠东部的沿海诸省去实现所谓的全球一体化的，如果是那样，西部对东部的牵制会越来越强，东部如想摆脱这种牵制，中国则有可能堕入联邦制的陷阱。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，只有整体发展了，东西部相对平衡了，中国才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；才有可能在国际上呼风唤雨，发挥应有的作用；才有可能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不迷失自我！正因为如此，开发西北和振兴东北，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。 

三、 

    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。十八世纪中叶以来，中国的西部邻国，如奥斯曼帝国、伊朗乃至印度，相继被英、法、俄解体，并直接危胁到中国的安全，英国已阴谋策划西藏的独立。清政府为维护国家的统一，倾其全力把国家的战略重点放在了西北。如今，美国借反恐的名义，先后把阿富汗、伊拉克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，并在反恐问题上，对东突厥分裂分子网开一面，骤然加大了中国西部的压力。 

    冷战结束以后，世界格局向多极化方面发展。小平同志说：“所谓多极，中国算一极。中国不要贬低自己，怎么样也算一极。”多极化的过程，是其他大国和美国调整关系的过程，是保持自我，与美国争取国际事务权力的过程。在东亚和东南亚，中国所树立的和平、友好、合作、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正在发挥着积极的作用。但是，在台湾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以前，发挥的作用是有限度的。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菲律宾等国与美关系之深，我们是望尘莫及的，有的时候，一厢情愿的努力和付出，不一定能有好的回报。因此，对西亚、中亚和南亚经营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，中国要在这一区域有所作为，改善西北的现状就成为了首要的前提。我们明白了西北的历史和国际的现状，有此视野，就会明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，就会知道什么是开发西部的当务之急了。 

    西部，特别是大西北的开发，决不是象现在西部一些昏官庸吏们理解的那样，盲目招商，什么都去开发，最后是“官挖矿藏民挖墓”，大开发成了大开挖。恩格斯说：“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。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。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，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，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、抽象的、荒诞无稽的空话。”（《恩格斯致约·布洛赫》）同样，把党中央西部大开发的英明决策仅仅理解为发展地方的经济，那不仅是把中央的决策简单化了，而且是庸俗化了。 

    从我国安全战略的要求上讲，西北的开发首先应当是文化层面的，这是由于西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。由于西北诸民族的宗教信仰、生活习俗不尽相同，因此，在进一步增强民族融合、地区稳定的前提下，要增强文化的认同感，只有文化，才能凝聚人心，而且靠文化认同凝聚的人心才是长久的。西北的开发是要有创新思维的开发，而不是东部模式的照搬，应当从文化层面的开发做起，在西北各民族对文化认同的基础上，利用地利（接壤）条件，从而文化西进，影响周边国家，为我国西部边境的安定和彻底消除分裂势力起积极的作用，为我国在这一地区（今后的能源通道）的国际事务中争取到更大的权益。诚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制订的宣传政策那样：“有计划地运用宣传和其它非战斗活动传播思想和信息，以影响其它国家人民的观点、态度、情绪和行为，使之有利于本国目标的实现。”当然，凭目前西北诸省的财力和一些官员的能力，要做好这一事情是勉为其难的，中央和东部诸省要予以人才物力的支持。 

     当我们沿着丝绸之路向西时，就会看到枯萎的胡杨与红柳在冷风凄雨中呻吟颤抖；当我们从塞上的银川向东时，就会看到历代长城的残垣断垛在荒漠戈壁上黯然伤神；当我们从河套“风吹草低见牛羊”的阴山下向南时，就会看到连绵起伏的阴山居然寸草不生！这一切都是前人在这儿的活动过于频繁造成的，在这儿的过度开发造成的。以两河源头的西北这样脆弱的生态环境，破坏以后几乎是无法恢复的，恶化以后的环境还会殃及西南甚至中原。因此，西北在经济层面的开发应当是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开发，恢复性开发。 

     “乾坤能大，算蛟龙，元不是池中物。”以我国目前的能力和未来的发展趋势，筹海与筹边双管齐下，我相信，不仅西部能重铸辉煌，整个中华民族的荣誉也会得到恢复和增加！